至于他的中文老师刘良模，后来参加了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是新中国国歌的提议者之一，唱了大半辈子的《义勇军进行曲》。

刘良模热情握手道：“周先生，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周赫煊有些想不起来了，问道：“我们以前见过？”

刘良模说：“三年前，我在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一次活动上见过您，当时我是救国会执委之一。活动结束后我们还合影留念了，您坐在第一排中央位置，我在第一排的最左边。”

“原来如此，幸会，幸会！”周赫煊笑道。

刘良模在抗战时期的身份很有意思，他被誉为“救亡图存的拉拉队长”，1935年就组建起成员多达千人的歌咏会，专唱爱国抗战歌曲。等到全面抗战爆发，他又带人奔赴各个战线，用歌声进行抗日宣传和劳军活动。去年周公视察新四军的时候，还专门观看了刘良模的歌咏演出，对他的爱国行为做了高度评价。

可惜，刘良模不仅唱抗日歌曲，还唱了不少革命爱国歌曲。国民政府对此非常不满，去年夏天居然把刘良模扣押，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帮助下才重获自由，并被派遣到美国来避难求学。

于珮琛介绍说：“刘先生现在是我们华美协进会的歌咏组组长，负责组织抗日宣传活动的歌唱表演。多亏他把中文抗日歌曲改编成英文歌曲，才能让美国观众更加深刻的理解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

刘良模谦虚道：“我只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前线的抗日战士才是真正的英雄。”

周赫煊说：“如果人人都能做一点微末贡献，那四万万国民将凝聚出巨大力量，何愁不能打败日寇？”

“周先生说得真好，”刘良模道，“我准备与罗伯逊先生合作，在美国发行一张中国抗战歌曲唱片。您创作的《松花江上》、《我的祖国》也会收入其中。唱片所得利润全部作为抗战捐款，恐怕不能支付给你版权费，希望你能够谅解。”

周赫煊说：“这没问题。如果没有唱片公司愿意帮忙制作和发行，那我可以出钱承担制作费用，也会让我手下的出版公司帮忙发行。”

保罗·罗伯逊赞叹道：“您真是一位慷慨的爱国绅士。”

周赫煊说：“您的国际主义理念更令人尊敬。”

保罗·罗伯逊说：“周先生，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松花江上》和《我的祖国》这两首歌太美了，特别是《我的祖国》，我前段时间刚刚学会，迫不及待的想要在演唱会上表演。”

“那是我的荣幸。”周赫煊笑道。

保罗·罗伯逊又说：“我反复拜读过您的大作《枪炮、细菌和钢铁》，我非常赞同您在书中的观点。您是第一位公开在著作中阐述种族平等，并认为黑人与其他人种一样优秀的国际知名学者。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您以后能写一本研究黑人历史的专著。”

周赫煊道：“等中国抗战胜利，我想我会写的。”

“那就拜托了，”保罗·罗伯逊感慨道，“不敢是在欧洲还是美洲，黑人的地位都非常低下。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包括我在内，全校仅有两个黑人学生。就因为肤色不一样，我在学校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连打架也不能还手。我在杰斯特大学读书时，也无法参加学校合唱团，因为我是个黑人。直到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我才有机会演唱，那真是一段让人不愉快的经历。”

周赫煊说：“美国是一个多种族国家，黑人、华人和犹太人都遭受严重歧视。犹太人凭借经济地位和白人优势，已经渐渐得到主流社会认可，但他们还需要获得更多的权利。黑人想要争取种族权益，最明智的做法就是选择跟犹太人合作，并加强与华人群体的交流。弱势种族，需要联合起来才能拥有力量。”

保罗·罗伯逊求教道：“您对此有什么建议吗？”

周赫煊说：“美国参加世界大战是必然趋势，到时你可以高调一些，站出来号召黑人保卫国家，并组建黑人爱国团体。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一步，因为只有付出才有回报，而爱国行为必将赢得美国主流社会的肯定。当战争胜利以后，黑人为国家付出了鲜血和生命，那么你们就有理由寻求种族权益。都是为国流血牺牲，为什么某些餐厅就不允许黑人进入呢？”

保罗·罗伯逊点头道：“是这样的道理，非常感谢周先生的指点。”

周赫煊笑道：“到时我可以配合你们进行宣传，比如投资把《为奴十二年》改编成电影。”

“我期待那一天。”保罗·罗伯逊欣喜道。

战后的美国黑人是肯定要闹种族运动的，最终被犹太人暗中操纵为平权运动。历史上，犹太人和黑人都在这场运动中得利，偏偏美国华人毫无收获。到时候周赫煊也可以掺一脚进去，不仅要拍摄《为奴十二年》，更应该把华人劳工的故事拍成电影，并联合洪门带领华人一起参加平权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