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城破，是昨天传来的消息，但实际上，是七天前就已经破城了，从重庆到奉节，沿长江水路便有足足七百里，花了两天半传讯。从奉节到江陵也有七八百里，只花了一天半。从江陵到武昌，更是靠六百里加急快马奔驰，才能送到。

下官是十天前回到的武昌，部队也才刚刚经历完跟闯贼的陈县血战，疲惫不堪，伤病甚多。便是十天前下官刚到，就立刻全师西进，三天内最多也就行军到江陵，是绝对不可能救援一千五百里之外的重庆的。

所以还请王公公明察，瑞王之死，重庆之屠，实非我等人力可救。更何况下官只是湖广巡抚，未得明旨之前，岂可轻动入川？

这十日，下官只能是谨守地方，允许张煌言在四川与湖广交界的所在陈兵助守，同时轮换疲惫之师。

我湖广原有兵马十四万，有九万参加了与闯贼的血战，还有五万，曾经再长沙、衡州历战中损伤颇重，此前被下官留下，用于留守地方。

如今与闯贼交战三月有余，那九万北上之师，折损了一两万，还有更多伤病，只能转入防守。那五万守土之兵，却得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下官此番正要以这五万人马，并河南收编之军，西向至重庆，帮助同僚取得入川立足之地。

如若将来重庆光复，我湖广军械辎重、援兵等部，自然也以送到重庆为限，至于此后平定蜀中腹地，下官却是不便插手，自然由方巡抚份内解决，不知王公公觉得，此法可合陛下之意？”

王公公听着听着，听到一半的时候，才赫然发现，自己刚才因为惊惧，竟连重庆被屠城、瑞王被杀害的噩耗，都忘了多问。

这也是朱树人说话的艺术，他刚才选择了先把情况描述得恶劣一点，于是就让王公公先把关注点挪到了“连奉节白帝城、瞿塘峡都有可能丢，如果那样的话，湖广军想救四川都救不了”这一点上。而暂时降低了对同一段话里、重庆被破被屠这个点的关注度。

这也是朱树人为了设法挤兑住崇祯，让崇祯将来不再追究重庆被屠，瑞王被杀的事儿，所以必须先划清界限，分清楚“哪些问题，是邵捷春当四川巡抚，方孔炤还没上任之前、朱树人也没接到‘配合方孔炤平乱’的命令之前，就已经惹下的”。

这就好比一个烂尾工程，前任承包商撂挑子不干了，被开发商解雇了，有下家来接手。那这个接手时的工程量进度清单，是必须拉得明明白白的。

之前的祸有多大，要说到一清二楚，否则以崇祯的情绪不稳定，将来和稀泥乱攀咬，功过不分，也是很有可能的。

另外，沉树人目前的位置，原本其实哪怕只是去重庆，都是不太合法的，那也已经出了湖广巡抚的防区。

但现在把情况烘托得危急一点，然后又很知进退地主动提出，“我只是护送方巡抚上任，帮他先打下一个立足点，至少要够设置临时巡抚衙门”，并且承诺绝不会去成都。

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哪怕是崇祯身边的人，也不会往“国姓爷这是又想扩张自己的嫡系势力”上想，只会觉得他是公忠体国，为大明江山操碎了心。

那位王公公内心已经是颇为感慨，大明江山都到这一步了，还有如此忠义，谁说国姓爷的忠心不如孙传庭的？

不过，他只是来宣旨的，出京时崇祯并没有明说让他监军。只是通过王承恩提醒，说到了地方，可能会发现情况愈发恶化了，允许他一定程度上见机行事。

王公公思前想后，决定折衷一下，就用商量的口吻说：“即使如此，咱家原本也有责任确保方抚台与邵捷春交接、并押送邵捷春回京。

咱家就跟着国姓爷、方抚台的兵马，一起去重庆，也好观摩方抚台上任，并确认邵捷春生死。一旦有了准信，咱家就回京复命，在此之前，咱家先派副使回京，跟陛下禀报最新的情况，不知国姓爷意下如何？”

王公公这番处置，倒也合理，朱树人想了想，也挑不出错来。因为人家身上带着的圣旨，是要给三个人的，既要给朱树人封爵赐姓，也要确保方孔炤和邵捷春交接。

既然如此，让他暂时跟去重庆，看着官军光复重庆，再好吃好喝招待着，等确认了邵捷春的消息后，再复命也不迟。

而到时候“四川现状如何，哪些锅是邵捷春任期内惹下的”，自然也要以确认邵捷春交界消息时为准。在那个时间点之前，丢掉的一切四川地盘，都跟方孔炤朱树人无关。

当然，在此之前，朱树人从张献忠手上打下来收回来的地盘，肯定也要算功劳。

功劳要算罪过不算，这也是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了。

朱树人很满意这个分赃，于是很有担当地表态：“请世叔与王公公稍歇两三日，缓缓旅途劳顿，便可启程随我后军西进了。本官先带前部与中军兵马，分明后两日开拔，先去江陵、夷陵，再坐船去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