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辉知道历史上梁氏所把持的西夏政权时期，对大宋是非常不友好的时期，梁氏政权不仅对大宋频频发动战争，虽然对于大宋这个庞然大物。他的那点儿骚扰还没有辽国发动进攻那样具有威胁力量，但小刀割肉，在这西北之地让大宋填进了无数的军费，严重削弱了大宋的国力，给本已陷入泥潭地大宋的财政有重重的加上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据王静辉所知，梁氏政权不仅在军事上对大宋十分的不友好。时常把国内毅宗旧臣皇室系和梁太后的后系之间地矛盾引向大宋，靠与大宋的战争来缓和两派的斗争。最要命的便是梁氏政权搞的那套废除汉礼，提倡“番学”，抵制中原文化的那一套，这是王静辉最不愿意看到的。

在与西夏产生冲突开战的岁月里，大宋的财政会因此在军费上在原油的基础上在追加近一千万贯，占大宋年财政收入近百分之十五，而年度军费将占到财政支出的恐怖的百分之六十。这个数目在来自二十一世纪的王静辉眼中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就算是后世头号大国美国从来没有在军费军费上吝啬过，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和大宋目前的比例来说也是小巫见大巫了。

想到这巨额军费，王静辉便开始在这上面打主意了：自己再能折腾，到目前为止每年给大宋贡献的金钱加在一起也没有一千万贯，更不用说现在大宋每年的军费开支高达四千八万贯，这中间可以挖潜的余地对他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宝藏。

以前对着大宋庞大军费这块蛋糕，王静辉一时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只好在外围零敲碎打搞些“邮政系统”这样小打小闹的玩艺，不过这在他的眼中是非常有必要的，他不是神仙，自己和大宋统治高层说得每一句话，都会改变很多人的生活，有多少老百姓都会受影响，这使得他感到自己失去了以往的慷慨激昂，变得举步维艰，如履薄冰。

对于这一千万贯临时追加的对西夏作战军费，王静辉是毫不客气的，他仔细思量了一会儿便提笔给赵顼写了一份策论。他认为与其等战争开始后向边疆输血，还不如把守边部队加强一下，使其对西夏更加强势一些。一旦战争爆发，便对来犯之敌进行最痛苦的打击，最大限度的杀伤敌国有生力量。

在策论中，王静辉把游牧民族形容成是暴戾残忍的民族，只有以同样的残忍的手段来对抗来犯之敌，才能震慑其对中原的野心，更能解决边境问题。他又以历史为证：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在以前汉唐时期不过是为了掠夺粮食等生活物资，如果其生存环境风调雨顺，他们不会拿起战刀来入侵中原的，相比之下对待这样的情况最好的方式如主和派所言，对其进奉岁贡来避免战争；而现在大宋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辽国和西夏，他们已经不是前百年前匈奴那样的游牧民族了，他们吸收了中原的文化，并且顺利的趁中原内乱建立起了国家，此时他们入侵中原地最主要目地已经不是单纯的财富和粮食。而是土地、是人口！

王静辉给颍王赵顼详细地分析了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的不同及其特点。这方面的东西，他以前也多多少少向赵顼提起过。但他知道这份策论不光是颍王赵顼要看，英宗赵曙和朝中韩琦这类重臣也要看，所以这次写策论就是把这些东西整理起来详加解释，好让大宋的统治阶层能够明白其中两种文明之间地不同。在汉唐时期还可以达成一定的和解来换取和平。但是像现在这样辽国和西夏的状况，大宋和他们绝对没有和平而言，只剩下你死我活，即便在这一代决不出胜负，今后双方的子孙也会决出胜负，好让那些类似于文彦博这类妥协派的朝廷重臣在“辽宋太平”、“夏宋和解”的春秋大梦中醒过来。

王静辉自信这篇策论最终能够说服英宗赵曙脱离妥协派为他编织的童话，能够现实的面对大宋与辽国和西夏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份策论中最大的诱饵便是那战争岁月每年追加地一千万贯的军费。要想把这一千万贯的军费节省下来，唯有在连续几次对外大的作战中，给予敌人最猛烈的重创。才能使其长时间的不敢再来入侵，并且对边境敌国军队的挑衅行为要严厉打击报复，这样才能赢得敌国的尊重。在王静辉地眼中，发动一次花费三千万贯的对外报复作战，能够换来十年的太平，这样的买卖是及其划算的，他相信这笔帐对已经穷疯了的英宗赵曙和宰辅韩琦等朝廷重臣来说，是能够分得清轻重地。

王静辉看着这篇写好策论后。心中不断的嘀咕着：“是不是有些太露骨了？这可把孔圣人的忠恕之道给丢了个一干二净啊！希望朝廷中那些专讲仁义道德的老家伙们能够开窍，不过他们看不到这份策论会更好！”他现在已经是驸马外加宝文阁学士，言行举止都可能被知谏院和御史台的老家伙们给抓到把柄，这么一份违背孔圣人治国之道的策论要是流到他们的手里，王静辉可以想象自己老丈人赵曙御案上的弹章该如开花的芝麻——节节高了。

不过王静辉在策论中还是选择了对西夏积极防御从策略，毕竟现在大宋的财政已经到了强弩之末。趁势给西夏沉重的打击固然能够让人解心头的郁闷之气，但对于国家来说却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双方战争已经到了这个份上，大宋略微占优，把西夏的国主干掉，并且还捎带了西夏最精锐的部队，名声上好听，趁机把那近三十万贯的岁贡给免了，也是对于胜利者的奖赏，况且这两次冲突让宋朝也收获颇丰，击杀西夏国主谅祚后，西夏精兵失去战斗欲望尽数溃退，所遗留下来的粮食、马匹、军械等辎重无数，而第二次战争更是让大宋收获的更多，两次战争加起来，仅仅战马便足有万匹，还有几千匹受伤的战马，还有几万俘虏更是宋朝对外作战中少有的事情。

王静辉从赵顼的信中得知这一情况后，对于粮食马匹等战利品自会有人来处理，但他可不能白白便宜了这些俘虏，便写信让赵顼通过老丈人在这些俘虏中寻找养马高手，其他的俘虏全部充当苦力，用来修正构筑宋夏边境上的城池等军事建筑，并且还建议让这些俘虏修建从延安府经河中府直达西京洛阳的驿道，以便改善大宋对西北的陆路交通状况，这也有利于大宋在与西夏再次发生战争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将兵员和各种物资补给源源不断快速的运送到西北战场，也能繁荣西北的经济状况。

由于是使用俘虏修建驿道造价低廉，大宋马贵，只要将那些战场上捕获受伤的战马养好赏转手在大宋市面上出售，其所得资金可以补修建驿道的资金窟窿，朝廷可以花费很少的资金便可以极大的改善西北与中央的联系。如果西夏来索要俘虏，就让他们拿钱来赎还，那些被抓到的西夏贵族统兵将领可以“卖”个好价钱，两者相加这筑路费用又多出一块来，正好“人尽其用”！

王静辉不知道自己的老丈人赵曙和宰辅韩琦等人看到这份策论会怎么想，他这样做虽然对俘虏是有些不人道，但却是对大宋有莫大的好处，这些精锐的西夏士兵就是被西夏赎还回去，他们所受到的折磨更能震慑西夏。“只准西夏虏获我大宋子民在西夏充当奴隶，在市场上买来卖去，难道我大宋不可以这么做吗？！”这便是王静辉这份策论最后一句话。